近期，一则震撼消息在金融圈内迅速传播：王健林与王思聪父子所持有的股权遭遇了冻结。这一事件不仅将万达集团的债务问题再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据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的裁定，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冻结信息中，王健林持有的7702.8万元股权被冻结，期限从2025年2月11日至2027年2月10日。大连合兴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本7860万元，其中王健林持股98%，王思聪持股2%。此次股权冻结无疑是对已经深陷债务泥潭的万达集团的一次沉重打击。
追溯万达债务危机的根源，上市对赌协议的触发成为了导火索。早在2018年和2021年，万达与多家投资者签订了上市对赌协议，约定若珠海万达商管未能在2023年底前上市，万达需以约定价格回购股份并支付利息。然而，珠海万达商管四次冲击港股IPO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招股书在2023年12月失效，对赌条款正式被触发。根据协议，若上市失败，万达需支付本金加8%的年息，总额可能超过400亿元。这一巨大的财务压力直接导致万达现金流紧张，迫使万达采取了一系列资产出售等应对措施。
为了化解这场回购危机，万达与太盟投资等机构在2023年12月达成了新协议，通过“赎回后再投资”的方式暂时缓解了压力。然而，这一举措的代价是万达商管持股比例从约70%降至40%，失去了绝对控制权。新投资者合计持股达到60%，意味着万达核心资产的控制权和未来收益被大幅削弱。
为了进一步缓解资金压力，万达自2023年起大规模出售资产，包括26座万达广场及万达电影等优质资产。虽然这些举措短期内为万达带来了现金流，但长期来看，可能对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造成不利影响。对赌协议违约后，多家投资者向万达追债，引发了法律纠纷，进一步加剧了万达的财务压力。
事实上，此次股权冻结事件并非孤立事件。此前，法院已裁定冻结王健林等约19.5亿元的银行存款或等值财产，显示出万达集团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债务纠纷或诉讼保全。面对日益严峻的债务压力，万达集团自2023年起加速转型轻资产模式，持续出售万达广场等核心资产以缓解流动性危机。据统计，仅2025年年初一个多月，坤华股权投资（新华保险控股）已收购宣城、铜陵等5座万达广场，险资成为万达资产出售的主要接盘方。
近年来，万达已累计出售超过30座万达广场，以换取急需的资金。王健林还通过股权质押融资的方式，将其持有的240万股万达集团股权出质给珠海万赢（万达系关联公司），试图通过内部资金调配来缓解短期资金压力。然而，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上半年，万达商管的有息负债仍高达1375.61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债务为302.69亿元。尽管新协议暂时缓解了380亿元的对赌债务，但万达仍面临其他债务及诉讼风险。
回顾王健林的创业历程，他展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魄力。从接手负债累累的大连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到创立万达集团并首创“先招商后建设”的商业地产开发模式，王健林一路高歌猛进，将万达集团打造成为总资产高达数千亿元的商业帝国。然而，此次债务危机再次将万达推向了风口浪尖。
在万达集团遭遇当前这一轮债务风波之前，王健林已展现出了前瞻性，成功化解过一轮房地产市场的严峻挑战。2017年，随着国家对海外投资政策的收紧，万达集团背负的4200亿元人民币债务问题浮出水面。面对资金链的紧绷局势，王健林采取了“壮士断腕”的战略调整，将旗下13个文化旅游项目以优惠条件转让给融创，同时将77家酒店以三折的超值折扣售予富力，以此缓解集团的资金流动性压力。
然而，此次债务危机显然更为严峻。万达集团的危机源于多重因素，包括房地产行业持续受到政策收紧的影响以及过去高杠杆扩张所积累的债务在行业下行期集中爆发。此次股权冻结事件是万达集团债务危机的缩影，也凸显了房地产行业在政策与市场双重压力下的脆弱性。
在股权冻结事件中，王思聪的角色也引发了公众关注。尽管他在万达体系内的影响力有限，仅持股2%，但其近期在日本的行为与其父的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公众对家族企业接班责任的讨论。然而，对于万达集团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尽快走出债务困境，重拾市场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