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国居民消费是否处于升级状态的讨论持续不断。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刘向东与学生米壮通过对比2009年和2016年的消费数据，揭示出一个令人意外的现象：尽管整体消费趋势向上，但仍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在2016年表现出消费降级特征，即将更多收入用于满足基本需求，而非改善型消费。
2016年，“消费升级”的概念风靡一时，电商平台积极引入全球商品，品牌商推出高端产品线，政策层面亦强调提高供给质量。然而，两年后，“消费降级”成为年度热词，拼多多等平台凭借低价策略迅速崛起，活跃买家和GMV大幅增长。
到2024年，低价竞争已席卷各行业，电商平台全年以价格战为主，服务业亦受影响，部分一线城市餐饮业利润大幅下滑。低价现象不仅引起政策层关注，公众也开始担忧其对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刘向东认为，低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供给能力升级、消费代际更迭带来的“质价比”追求，以及收入下降导致的真正消费降级。他强调，前一种低价是消费行为迭代的结果，无需过度担忧；后一种低价则需警惕，需通过宏观政策介入解决。
刘向东指出，电商平台通过新商业模式和技术手段降低商品和无形服务成本，持续掀起价格战。然而，这种成本降低并不以牺牲质量为前提，平台提供的低价产品仍符合消费者对质量的预期。他强调，“质价比”是一个比例，消费者会根据质量下降的幅度和价格下降的幅度做出选择。
在探讨低价现象的成因时，刘向东提出了“相对的低价”和“绝对的低价”两种叙事。前者是消费代际更迭的体现，推动优质产能迭代，释放新的消费空间；后者则是由收入下降导致的，加剧了“低价—低质”的负向循环。
刘向东认为，要走出低价共振的困境，需分类施策。一方面，要顺应消费行为规律，鼓励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减少政策限制；另一方面，要通过增加工作机会、提高收入来扩大消费。他强调，收入是制约消费的关键因素，只有收入提升，消费者才会为高质量产品买单。
刘向东比喻中国人的消费就像上台阶，有些人停留在同一层欣赏风景，有些人则因爬不动而需要休息。他相信，随着收入和资产价格恢复正常，中国人对产品品质的追求将重新浮现。
